老王開著載有8輛雪鐵龍轎車的大貨車行駛在京港澳高速上,從湖南段駛出接近廣東入口時,他開始減速,車子平穩(wěn)地停在小塘收費站,計重顯示過路費865元。老王從腰上胯包里掏出錢準備交費,臨行時放上的厚厚一迭錢顯然已“減肥”了一多半兒。“一上路就‘燒錢’,單程的運費才一萬多,可光過路費就五千左右,有時候罰款也四五千,根本賺不到什么錢!”老王是一個大貨車司機,長期跑從北京到廣州的線路,本想等積累一些經驗后,自己也買一輛車做老板,可兩年多來的工作經歷,讓他這個想法漸漸淡了,因為公路收費實在讓人不堪重負。
剛說到罰款,就見一旁的交警指揮老王把車子駛到站邊的廣場院內,“壞了!”老王眉頭一皺!工作人員只瞅了一眼車子,便熟練地開出了一張2000元的超限罰款票!老王一個哆嗦趕緊下車,好說歹說、軟磨硬泡,最終罰款改為1500元。
某收費站每年要完成800萬元罰款任務
我國高速公路收費標準過高,各種過路過橋費已高達運輸企業(yè)成本的1/3。“如果再加上罰款,公路運輸這一塊兒的費用能占到企業(yè)成本的五成以上。”
從北京到廣州2500公里,為了省點過路費和罰款,老王真是什么辦法都想盡了,比如不走高速改走國道,在早中晚飯點交警空崗時過站,在行駛證里給交警夾黑錢等等,但往往還是防不勝防。“比如這個小塘收費站吧,每次路過那是必然被罰,所有車輛如果沒有超限站的罰款票和放行單,收費站就不收費、不發(fā)卡,不放行。”老王所在的公司平均每天有4臺車經過該站,每天最低產生5000元罰款,一個月下來總計約15萬元。“事后公司就此做過調研,得知該站每年要完成800萬元罰款的任務,所以出手才這么狠。”老王告訴記者。
其實,老王的經歷并非個案,對于在國內銷售商品的公司來說,配送和運輸一直是他們最頭疼的事情之一。國家發(fā)改委經濟貿易司副司長耿書海在2011年中國物流發(fā)展報告會上指出,我國高速公路收費標準過高,各種過路過橋費已高達運輸企業(yè)成本的1/3。“如果再加上罰款,公路運輸這一塊兒的費用能占到企業(yè)成本的五成以上。”北京交通大學物流研究院執(zhí)行院長侯漢平說。
公開資料顯示,全球共有14萬公里收費公路,其中10萬公里在中國,占了七成。2007年2月,世界銀行專門發(fā)布的一份有關我國高速公路的研究報告顯示,我國高速公路通行費全球最高,而通行費的可承受性全球最低。
“為了節(jié)省開支,有人絞盡腦汁逃避交費,那個拉沙的河南農民想到了套用軍車牌照這一招兒。8個月,拉沙只掙了20萬,逃掉的過路費卻高達368萬!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筆買賣!”賽迪顧問副總裁秦海林博士的言語里明顯透露出一種同情,“很難想象,那些沒有逃費的貨車,過的是怎樣的日子?”
高額的運輸費用也對相關企業(yè)的生存和發(fā)展帶來了嚴峻的挑戰(zhàn),“你看,這是我們上個月的開支單,過路過橋費100多萬元,罰款40萬元。”李揚是北京一家大型物流公司的總監(jiān),主管公司財務。“汽車整車運輸是我們的主業(yè),這幾年汽車廠家不斷要求運價下調,而包括過路過橋費、罰款等在內的各種費用卻一直在上漲。所以雖然現(xiàn)在中國汽車市場產銷兩旺,但公司的生意卻越來越不好做了,這兩年公司的毛利平均在百分之二三十,凈利僅為百分之五。”